《世说新语》里提到的僧人有15人。与老庄有关的有7人。佛图澄的生平事迹出自《晋书》，其他僧人都出自《高僧传》。佛图澄、支遁、竺潜、高坐道人对老庄的传播与接受的事迹在《世说新语·言语》里有体现。释慧远、康僧渊出自《世说新语·文学》，释道安出自《世说新语·雅量》。支道林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僧人。“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
支道林年幼的时候就有精神理致，是一个聪明、清秀、明白事理的人。僧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对待外物更加注重神韵。如《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支道林养鹤的故事，支道林喜爱鹤，住在剡东岇山。有人送了他一对鹤，不久鹤的翅膀长起来了想要飞走，支道林舍不得，于是把鹤翅膀的茎剪掉。鹤举着翅膀不能再飞起来，于是返回看着自己的翅膀垂着头，看起来有懊悔沮丧的感觉。支道林说，既然有直上云霄的姿态，怎么可能愿意被人当做身边的玩物呢？于是喂养着鹤等它们的翎管长出来以后，让鹤飞走了。表现出他对老庄追求精神自由的接受。
《世说新语?言语》里记载的另一条是支道林养马的事，支道林曾经养了若干匹马，有的人说道士养马不合常理，支道林说，我重视的是马的神韵。《庄子?养生主》“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句话的原意是庖丁说自己对于牛的了解，用精神上的契合来解牛，而不用眼睛看，因此眼睛等感觉器官，都没有作用了，这时顺着牛自然的规律而解剖它。体现了庄子认为精神比形体更重要，精神是最本质的思想。支道林养马的事，表现了他对庄子“重神忘形”精神的接受。
僧人阶层还吸收了庄子提倡的“齐物论”精神，特别是“齐贵贱”，“齐贫富”的精神。《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了一则竺法深与刘尹的对话，“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竺法深在简文帝处坐着，刘尹问他，僧人为什么要拜访权贵的家？竺法深回答，您是看到了权贵的家，我看到的和用蓬草编织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这里竺法深认为“朱门”和蓬户一样，就是接受了庄子齐贵贱的思想。释道安也是安平乐道，他虽然生活贫困，有时甚至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但他还是崇尚庄子“无待逍遥”，释道安曾经拒绝过郗超对自己生活的资助。
郗超崇拜释道安的德行，给了他一千斛的米，有给释道安写了很多信，寄托自己殷勤的心意。释道安直接回答说，不要米。更加觉得有所依赖的烦恼。释道安并没有因为权贵郗超的殷勤就接受他的馈赠，表明释道安接受了庄子齐贵贱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接受了米更加觉得有所依赖令人烦恼，证明他接受了庄子追求的无待而逍遥的境界。
僧人用老庄语句、思想解释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佛教的思想，僧人们一般是通过格义的方法，引用或者化用道家的术语来解释佛教中的义理。支道林就是其中代表性的僧人之一。在《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道林的记录多达49条，后来余嘉锡先生把注里面的四条也加上了，一共是53条。因此在这一节选支道林为代表。支道林经常与当时的名士谈论庄子的篇目。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了支道林与王羲之谈论《逍遥游》的一件事。
王羲之当时在会稽，刚刚到，支道林也在那里。孙兴公对王羲之说：“支道林解说名理标新立异，心中所考虑的都非常精彩，你愿意见一见他吗？”王羲之本来自己有一股英俊的气概，非常轻视他。后来孙兴公与支道林共同坐车到王羲之那里，王羲之固执地拒绝，不与他说话。过了一会儿支道林退出去了。后来正遇到为官府当差，车已经在王羲之的门口了。支道林对王羲之说：“您别急着去，让我与您聊一会儿。”因此与王羲之谈论了《庄子·逍遥游》篇。
支道林说了几千句，才思文采都很新颖奇妙，像灿烂的花朵一样使人应接不暇。王羲之于是向支道林敞开了心扉，谈论得流连忘返。这则材料表现出记载了当时的社会名人与僧人交往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谈论庄子篇目的热衷，也可以看出支道林对《庄子》的语句和思想的熟练运用。支道林不仅自己研究庄子，还勇于指出当时的官员辨析名理的不足之处，《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支道林早期从会稽出去，住在东安寺中。
王濛预先构思了精微的义理，并且加上了才思文采，去和支道林谈论名理，不太能够应对。王濛详细地讲了数百句，自己认为讲的是深刻的道理，具有独特的文采。支道林缓缓地对王濛说：“我与你分别多年，你的义理完全没有长进。”王濛非常惭愧地退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名人对于善于谈论老庄名理的僧人的尊敬。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佛教的思想，僧人们一般是通过格义的方法来阐释佛教中的义理，就是通过引用和化用老庄的语句来解释佛经。
《庄子·逍遥游》篇目，以前就很难辨析。众多名人贤能专研体味的，不能超出郭象、向秀的理解。支道林在白马寺，与冯怀共同谈论，谈到了《庄子·逍遥游》。支道林讲解得非常卓越，标新立异于郭象、向秀的解释之外，和众多贤人有不同的地方。都是众多贤人没有体悟到的地方。后来于是就采用了支道林的理论。
在现存的《支道林集》里，有一段《逍遥论》阐述他对逍遥的观点，支遁认为只有“至人”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他所要追求的是至人纯粹的精神上的境界。“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他提倡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至足。“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是一种无待逍遥的境界。支道林用“般若”的概念来解释庄子，主要是广义的般若，就是指达到彼岸的境界，最高的智慧。庄子也推崇至人无所待的逍遥境界，推崇至人的无所依赖逍遥，但是庄子的方法是道家的心斋，坐忘等方法。支道林的方法主要是禅修的方式。
僧人化用老庄思想来论述。僧人也有不少善于论述的，一些僧人为了弘扬佛法引用或者化用《庄子》的术语和概念阐发佛教思想，这里以慧远为代表。在《世说新语》的正文中的记载有两处，《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仲堪，陈郡人也……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殷仲堪曾经问慧远，《易》以什么为根本？慧远回答，《易》以感应为根本。殷仲堪问，汉武帝时未央宫前的钟声突然响起，后来山果然在三天后发生了崩塌，这就是《易》吗？慧远微笑着没有回答。
慧远虽然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不多，但他却是晋代僧人阶层的著名代表之一。《高僧传》记载到“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慧远少年时就广泛地阅读了六经，尤其擅长老庄。晋成帝咸康六年，当时辅政的庾冰认为沙门见皇帝时应带遵从名教的规则，行跪拜的礼节。后来庾冰失败。到了桓玄当政期间，又提出了沙门应不应该向王者跪拜的问题，与庐山的慧远等人反复辩论。因此慧远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中《形尽神不灭》篇慧远借用庄子的术语对形神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慧远认为“神”是精微灵动的东西，是根据一定的条件而与形体结合成一期生命。精神有随着生命的流转而在冥冥中迁移的功能。“神有冥移之功。”只有大彻大悟的人能够返回事务的本原，受到道理迷惑的人只能追逐外物。这里直接化用了庄子的话论证人死亡是返回根本，返真的表现。如《庄子?大宗师》里庄子的愿意是明白前面的柴传到后面的柴上，而火不灭的道理，人有了气息就有了生命，就像柴传递火一样，来了不要拒绝，去了不要刻意挽留，善于养生的就是这个道理。慧远在庄子的意义上有所变化，他主要想说明的是精神从一个形体传到另一个形体，精神是不灭的。
火苗传到柴火上，就像精神传到形体上一样；火传到另一个柴上，就像精神传到另一个形体上，前一个形体不是后一个形体，就知道这样的方式非常奇妙，情感与形体相互感应。从形神关系论证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冥应”，强化了佛教对于道德约束和教化的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的道理。既然佛教在哲学高出儒教一筹，就没有必要根据儒教的规范，要出家沙门遵循世俗的礼制而跪拜王者。
隐士对老庄的传播与接受。《晋书》里记载的隐士有38位。《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隐士有孙登、翟汤、刘驎之、范宣、戴安道，隐士对老庄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分布在《世说新语》的“栖逸”这一门。除了翟汤的生平事迹出自《晋阳秋》。其他隐士的生平都出自《晋书》。隐士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隐”的字面意思是隐蔽，藏在山林之中不被人看见。但从正史、笔记小说、传记来看，不少隐士并不是藏于深山的人，有一些隐士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名气。
因此隐蔽不足以概括隐士。前人的研究有试图从士人的角度来诠释隐士。“士”总是与仕途联系在一起。因此隐士就被前人归纳为有条件做官而自己不愿意做官的人。隐居不仕之士与为官作吏之士的本质区别，“从是否为官的角度看，隐士就是指那些非官非吏的人士。”但是，各个时代不做官的原因各不相同。早期的隐士的不仕具有原型意义。他们主要是逃避当皇帝而逃遁隐居。在《庄子?让王》塑造的隐士形象特别突出，把儒家的圣人明君都给予了颠覆。
隐士的行为表现。隐士的行为之一就是拒绝征召。《世说新语?栖逸》记载了翟道源与周子南绝交的一件事，翟道渊在《晋书》里没有记载，在《晋阳秋》里记载到，“翟汤字道渊，南阳人，汉方进之后也。笃行任素，义让廉洁，馈赠一无所受。”这里可以看出翟道渊笃定的行为和高洁的品格，虽然生活朴素，但是别人赠送的东西他全部不接受。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年时是朋友，一起隐居在寻阳。
庾亮以当时的政事来劝说周子南入仕，翟道源周於是做了官，后来周子南再次去拜访翟道渊的时候，翟道淵不和他说话了。说明翟道淵认为周子南入仕就没有了隐士脱俗、独立的品格，和自己已经分道扬镳了。隐士的行为之二就是居住在山野，与世隔绝。这是一部分隐士的选择。主要是为了追求一种与道同游的境界，断绝外界的喧嚣。与僧人在山林立寺相比，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孙登就是隔绝喧嚣的隐士的代表之一。孙登没有家属，在郡北山凿了一个土窟居住。夏天的时候就编草作为衣裳，冬天就披着头发覆盖在身上。
喜欢读《易》，弹奏一弦琴，见到的人都和他亲近。性格没有愤怒和脾气，有人将他投进水里，想看他发怒，孙登一从水里出来，就哈哈大笑。经常在山野居民家附近行走，所经过的山民家有的为他提供一些衣服和食物，他都不拒绝，离开后全部舍弃。孙登所过的生活很像盗跖描述的神农之世的完全原始，抱朴含真的生活。魏晋人在心理上对这样过着抱朴含真，返于大道的隐士的仰慕与接受。品格高尚的隐士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立人格，本真人性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