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前，我们姐妹弟三人与五十多岁的祖母，住在老家一个只有七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安平村。
安平村是粤西地区典型的农村小山村，耕田为主，环山围绕，地少人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只有一条约3公里长两米左右宽的小路，这条小山路贯通整个行政大队十多个自然村，最后以安平村为终点。安平村就通过这条小路与外界接触并吸收社会各方信息。因为窄小，它所能承载的交通工具只能是单车和板车。每年生产队要交公粮，大量的粮食只能通过板车和单车运送到大队集中征收。
童年时代，我们极少有机会看到汽车，偶然，祖母会带我们到镇上探望父母和购买生活用品。从安平村到圩镇，要走约几十多公里的路程，其中要顺着山坳狭窄的小路步行约六十分钟才来到公路上，然后再顺着公路步行近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镇上，偶然，看见绝尘而过的汽车，我们因为好奇而忍不住大声欢呼。
有一次，祖母狠下心花掉几角钱让我们坐汽车去镇上看望父母亲。由于公路路面是当时还是泥沙混合铺展，加上雨天刚过，路面凹凸不平，汽车颠碰碰，上车坐了没多久，我和弟弟就开始晕车反应并不停地呕吐。到达镇上，我们姐弟两人都面色纸黄，手脚无力如大病一场，饭也没吃躺下床就睡。一觉醒来，已是下午时分，我们错过了集墟的时间，由于路途远，草草吃点东西，马上就准备返程，傍晚要赶回达安塘家，我们姐弟二人很是失望。从那以后，一听要到镇里看父母，宁愿早早起来赶路，也不再坐汽车，汽车这东西，在很长时间里，我对它又敬又恨。直到后来快要到外地读卫校，必须坐长途汽车，为了克服晕车，当医生的父亲建议我要从多坐汽车到克服晕车，那个暑假，我只好天天坐汽车在市区转逛，直到克服晕车为止。
应该说，我的童年时期生活是在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它与大多数文人笔下的梭罗枕畔，云飞雪落，凉亭楼阁，古雅典尊无关，它甚至与矩离十多公里外，后来申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典型江南园林风格的立园和欧美建筑风格的自力材无法相提并论，立园因其独特中西的建筑风格，加之典型江南园林山水配搭，楼宇结构精雕细刻而享誉江南乃至世界。而安平村，除了我家居住的那幢三层高；深灰色的碉楼和村前那块春夏秋冬用于晒凉的地塘有点抢眼外，仍有几间高低不整的青砖瓦房散落在众多低短的黄泥瓦房中，这个小山村与无数精耕细作的江南侨乡村落相比，它显得格外困窘寒酸。
当然，村前这幢毫无气势的碉楼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19世纪初包括安平村在内一带的村庄地少人多，土地贫瘠，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许多成年男人出外到南洋当苦力工养家。因为见识少，曾祖父与四位哥哥就被人贩子在南洋各个小国之间多次被辗转拐卖当苦力工。一次被运往旧金山船上，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聪明机灵的曾祖父只好顺应人贩的要求，帮其做一些粗重的工作，获得信任后，又跟着一名华裔菲律宾船员学会了一点简单的英文。船抵岸后，他是众多被贩卖去当矿工中唯一能逃出来获得自由的两个人之一。之后，曾祖父立即孤身离开旧金山，前往芝加哥，他在芝加哥给别人当过搬运工，流过浪，种过田，独立开设餐馆和洗衣馆，其余同船的劳工，在刚抵达旧金山没多久，因为反抗压迫被折磨至死，曾祖父的其余四个哥哥也被迫分开，到了20世纪20年未到30年代间，他们才分别从美国各地回到安平村相聚并娶妻生子。当时，国内势局非常动荡，匪厥猖狂。半辈子流离失所的生活，曾祖父也看破经尘，他决定结束在旧金山经营多年的洗衣馆和餐馆。回到家乡，建房筑宿，置田购地。为防御各帮各派土匪经常入村抢掠，他下定决心建造这幢命名为聚福楼的碉楼。聚福楼建筑面积不足六十平方米，楼高三层，为水泥混凝钢结构，门窗陕小并以粗重钢铁加固，楼内备有食粮、厨房和水井，设有枪眼，易守难攻，碉楼最多可容下二百村民。每当土匪来临，守更的村民就会打响锣鼓，安塘村男女老少都会集合到聚福楼来逃避土匪抢劫或要持村民为人质，但凡进入聚福楼的村民都能逃过土匪的劫掠。所以，保护老弱妇孺和留守家乡的华侨家眷，是曾祖父下定决心建造这幢碉楼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共同抵抗土匪，这使安平村村民毎家毎户都有故事，也证见了安塘村民罕见的凝聚力。
一直以来，安平村沉积在历史的特别事件很少，它大部份的时光是沉寂而安静，因为偏僻也曾使其成为优势?在过去许多个年代里?它因此而远离各路政治争霸和历史危机纷扰。
当时由于物品短缺，安平村就算是过年过节前后，也难以看到猪牛满地、鸡鹅成群，人气鼎盛的盛况。安平更多时候就像一个贫穷饥饿身披灰尘的老汉，呆立在贫瘠的小山坡上，经年看时光过流淌，缓慢而悠长。但是就因为我童年在那里度过，并目睹安平这个小山村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事件，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之后生活的价值观和人生格局。
生活在安平的那些岁月里，最新鲜的事就是看村民之间吵架，我目睹村民因为贫穷没钱建房，几家人挤住在祖上留下的黄泥瓦屋，经年因生活锁事产生磨擦而吵架，也有因为买不起生活用品，兄弟姐妹之间为祖上留下几只破碗损碟而争吵，更甚的是有一对兄弟，两家为争几件旧农具而大打出手，兄弟中有一方被打断了手，成了残疾，从此失去了劳动力，最后两家变成宿仇。
记忆最深是一年深冬一个清晨，我们被一阵阵吵闹声吵醒了，很快生产队长就打响铜锣(召开紧急会议或每天农活开工必用的)，不到几分钟，全村老少就讯速集合在灯楼前，接着，几个彪形大汉把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押上了会议台。在会议台上，我们很快就认出他村里欢叔的大儿子威仔，焕叔一共有六个子女，威仔是老大，有十六岁大了，由于营养不足，看上去只像一个十三岁左右，大欢叔早年从师广州艺术学院，学到一套乐器，但由于很多条件原因，毕业后，他只能留在家乡务农。欢叔很晚才结婚，婚后他仍苦心练习乐器，希望有朝一夕能有机会才艺得到发挥。因此，他很少参与农活劳作，只要收入全靠他妻子一个负担，在还是集体所有制的年代，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分得的粮食有限，一群幼小的孩子经常饿着肚子，小学毕业的威仔只好缀学在家务农以减轻母亲负担。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沉默瘦小的少年与一群大人一起播种和收割。由于粮食少孩子多，威仔家里总是缺粮，孩子们肚子总是空荡荡的，饥饿是每天最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天，天气特别冷，全生产队休息一天，威仔看着几个衣着单薄的弟妹又饿又冷，卷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他想煮一锅米饭让他的弟妹吃饱御寒，可再看看家里米缸的米就快没了。他又想起几天前经过生产队的猪栏，看见一位大嫂把大萝的粗米煮成稀饭用来喂猪，多可惜啊，小猪能肥肥白白，而弟妹们却还因为经常缺粮饿肚子而面黄肌瘦，想到这里，年幼无知的威仔于是冒着寒风，潜入生产队的粮仓?装好一袋粗米正准备离开，刚巧被经过的治安员抓个正中。在清晨刺骨的寒风，生产队长身材肥壮，言语激昂，大声批评并罗列威仔自从缀学参加生产以来，因年幼收割播种无经验?同组的社员经常告状给村长?他父亲也经常缺勤请假?教育孩子无方，终令孩子成小偷等等罪条?发表完，队长又征求群众的意见?决定开除威仔作为安塘社员一职以示处罚。生产队长的征咨意见在高低起伏的援声中很快就得到通过。在那个就算是城镇户籍的大学和中专毕业也只能按计划分配工作；农家孩子上不了中专和大学；唯一的选择是回乡务农；唯一的收入是靠工分分配粮食；唯一能购得衣服和肉类、食油是凭靠布票、肉票和油票的计划经济年代，开除社员一职就意味着威仔从此失去了粮食、肉票和油票以及布票分配的资格，对于本来就缺钱缺粮的家庭来说更是冰上加霜。那天集会一直持续到正午，威仔身穿单薄补丁的衣裤，哆嗦着站在会议台上，台下是一群愤怒的乡亲父老，他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依然情绪高涨激昂，其架势绝不恕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台上的那个孩子只有十六岁，他家里还有一群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弟妹；执着于艺术而忘记了孩子饥饿和寒冻的父亲，更不幸的是他生长在安塘这个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的村子里，而不是那个年代我读到书本上所描写中国任何一个富庶美好、善良和友爱的地方。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将这个身心受伤的孩子带回家，渡过那个严冬；也不知他父亲经历了这件事后，是否重申他对追求艺术理想的看法。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台上那张年少因为挣扎被尘土隐藏着绝望和受伤的泪脸，我不知多少岁月才能把那张隐藏在尘土下面的脸洗白重现于阳光之下。
事件之后，安平的田埂上，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温和敦厚的少年，他从此远离家乡。威仔到底去了哪里，他的家人没说。
后来，我终于打听到威仔的消息，听说他八十年代后期就在城里做起了生意并把父母弟妹全部接到城里?为他们购买了城镇户口和商品房，安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改革开放，政策给了他能通过努力改变家庭面貌和家人命运的机会，可惜他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有一年春节，威仔还开着小车带同妻儿回过安平村一次，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知道阳光最终还是照到了威仔的心坎里。
当村里的兄弟叔伯在批斗年少威仔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老妇人朱贵不停地喃喃着说；还只是孩子呢，又冷又饿，放了他吧。说这话时，眼里泪光闪闪。她也是一个凄凉无助的可怜人，村里人都戏称叫她猪屎，我祖母让我们姐弟妹三人叫她朱贵大婆。只有十六岁就成了孤儿的朱贵是经人介绍，嫁给安塘村一个已30多岁从没谋面；少年时期就随村里的叔伯远渡南洋谋生的男人周庄。成亲之前，周庄的母亲已多年没收到儿子周庄的消息，也没能确定儿子是否在定居南洋那个国家。婚礼只由周庄的母亲一手包办，朱贵与一只公鸡拜过堂就算是成亲了，由于村里较周庄年轻一些的村民没多少人记得有周庄这样的一个人，在旧时代的农村，家里没个男丁，两个独苦妇人当然气短了几分，人前人后也就没能得到村民对她们的尊重，所以大家就直呼她朱贵，后来村里孩子们就干脆将这个邋遢的妇人叫成“猪屎”。
朱贵从十六岁一直守到四十岁那年，她家婆终于怀着对儿子周庄无尽的思念离世。孤苦清寒，连一张象样的大床也没有睡过的朱贵下了决心，把一名流浪孤儿领回家抚养并起名为周基。善良、温和经历人间无尽辛酸的朱贵从此把周基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照顾和养育，虽然家里穷，没有一件体面的家具，但这间低短的黄泥瓦屋却能为这两个不幸的人抵御风雨，母子相依为命，平安健康，他们就觉得很幸福了。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朱贵没法将周基送去读书。但周基勤劳肯干，生活免强维持。周基18岁那年，朱贵就给儿子操办了婚事，由于家境贫穷，周基只得娶了一个比他大六岁，三次被人退婚的女人余小做老婆。这个余小是一个曲型泼辣的恶妇，自从嫁到安塘给周基做了媳妇以后，朱贵比前半生更艰苦的生活开始了，她每天五点钟起来，给全家洗衣服，担水，淋菜，到田里割草喂猪，料理农田，给全家做饭，余小规定，只有家人吃过饭，她才能有资格坐下来吃。余小对她总是看不顺眼，她斯歇底里的叫骂声一来?原本安静的安平村就沸腾起来了，孩子们纷纷赶到她家门前看热闹。这个时候，朱贵总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默默落泪。猪屎这个名字也是余小给朱贵叫开的，后来，全村老少都叫她猪屎，余小还经常与周围邻居结怨吵架。大冷天，我经常看到朱贵背着茅草光着脚丫急匆匆地忙碌在家里和田里之间。有几次，我祖母忍不住问朱贵为什么可以这样迁就媳妇，她解释说；家穷本来人丁就没几个，好容易有个家，能忍就忍着，家人在一起，才算有个家。她还说，年轻时家穷想收养多个孩子也没办法，再说；养大儿子又娶到媳妇就是赚来的福份了，总比孤苦伶仃一个人好。她就这样一个知足的老人，在她的生命里，再苦再累也没所谓，只要有个家，家里有亲人就满足了。她不何任何人报恩和孝顺，也没奢望生活给她应有的美好。慢慢地，，朱贵起来越老了，身体开始不断生病，本来就弯曲的腰越来越弯。余小怕朱贵有病传染给她，盖了一间茅屋让朱贵搬到那里去住。后来朱贵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不能农活了和家务了。村里有两个年纪大的妇女曾因去茅屋探望朱贵，被余小知道后，晚上家门口就被余小淋了屎尿。
一个夜晚，祖母领着我，带着爸爸从镇上买回来的肉水包偷偷到茅屋里看望已多天没有消息的朱贵，茅屋狭小没有灯，借助祖母带来的一支手电简，我们看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朱贵，她面容干瘦，躺在一块不足80公分宽的没有铺毛毯的木板上，这块用来当床使用的木板是全屋唯一的家具。朱贵身上盖着一条原色可能是红色，但因年代远久已经脏污不堪，全然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破棉被，棉絮突破裂隙掉到泥地上，北风穿过稀疏的茅草沙沙作响，传来一阵阵刺骨的寒意。我守在门口看风，祖母就在屋里给已经咽食困难的朱贵喂肉包和温水。朱贵说；这个肉包子是她一生中所有食物里最贵重的食物，可她咽不下多少了。气息游丝的朱贵对祖母说；三天前周基在半夜里偷偷给她送来一点热饭，被媳妇知道后，不让他回家睡，还扬言，如果周基再来看望朱贵，她就砍死他们的两个儿子，她疯癫的个性不只周基清楚，还有大半村人都领教过，之后周庄就没敢再来了，周庄不是怕了她，他不过是不想伤害两个无故的孩子。朱贵还说；她一直希望有钱的时候能买几块腐乳吃，看来，这个希望没法实现了。腐乳这种副食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农村家庭也不算是什么奢侈品，但对穷苦了大半生没有吃过几餐肉的朱贵来说是极大的奢望。祖母看着眼前这位跟自己做了几十年妯娌的可怜老妇人，想起她自己也才只有二十七岁就守寡，独自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供书教育，忍受饥寒，除了现存那幢碉楼?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换给三孩子的读书机会。幸而三个孩子终学有所成，从一个农家孩子到知识份子的成功转型，其中的辛酸和凄凉，只有祖母自己才知道。
夜深人静，站在茅屋的门口，借着月色，我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坳，黑沉沉一片。身后的茅屋里，两个苦命女人的把手握在一起，一向坚强的祖母低声哭泣。
第二天一大早，祖母赶到圩镇买来一瓶腐乳和一些猪肉，下午她把肉炖成汤?到了晚上，祖母准备把汤送过去给朱贵。刚到了茅屋门口，里面就传来了周基的哭喊声，原来下午4时左右，周基见余小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去了，他赶快做了一些热饭送来给母亲，但巳来晚了，这位七十多岁?虽然拜过堂，却从没有享受过女人完整的经历和人间温暖的可怜老人不知什么时候离世了。祖母带来这瓶当时只有几角钱的腐乳，朱贵最终没有让吃上，这是祖母的遗憾。
朱贵死后没几天，余小就把茅屋拆建改成猪圈了。有一次?经过茅屋的时候，我特地到猪圈里看余小养殖的那只小白猪。猪圈被余小的丈夫周基整理得干干净净?小白猪躺在吃剩的浮萍上睡得正香?看着这只甜甜睡觉的小白猪，我想，到底朱贵和小白猪两者之中那个更幸福。相对于后来，那刻我还很小，才刚开始学习汉字，仍没能驱使文字表达我内心沉重的感受，只通过疯狂突涌的眼泪传送出来。在短短的几天里，因为忧伤和害怕使我快速成长，对事物的感情和态度超越了我当时的年龄。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中不再出现朱贵这样的人和事了。这种心智成长也为我到了十七岁就开始写作起到关键性作用和影响，那刻我下定决心，当长大后，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写手，把这一切写成文字，以便记住这些事和人以及我最初的忧伤，还有我无法理解和体会许许多多书本上写下农民的善良和朴实。
这种无法释怀的情绪一直持续到多年后我刚出来工作没多久的一天，我刚巧在同事的诊室门口遇见了面色青黄，绻缩在椅子上呻吟的余小，她原本疯狂而狠毒的眼神终于暗淡无光了。因为缺钱，她自医院来诊治，只在农村医疗站开点止痛药吃。这次因为疼痛难受，医院就诊。她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因患肝病早几个月死去。我打开她的病历，上面写着晚期肝CA。作为初入医务行业的临床医务人员，我想我能淡定应对突发性危重病人的处理能力和应对能力。但余小病历上面肝CA及全身疼痛症状，估计这癌症己是晚期，她的出现以及她病历上的几个字，还是让我搌憾，它舜间将我多年内心积压着的东西一点点地溶化。作为医务人员对病人的照顾，我回到诊室，给余小送来一杯热水，让她服下止痛药，并顺手拿出我平时放在诊室里以防病人低血糖准备的两袋麻糖让她带到路上吃。临走时，她突然回头对我说；到底是有文化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看到这个女人的背影，有一阵疼痛掠过我的心肌，但很快就放松并慢慢舒展开去。原来上帝是存在的，一直用它的眼睛在看着人类，它分辨出善和恶，并会给善和恶的人应有的结局和归宿。
在安平村，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农结合家庭，除了当医生的父母每月微薄的工资帮补家用外，我还看到祖母在为她几个孩子的各自家庭粮食不足担忧，年近六十的她，仍终日忙碌在屋前屋后那几块贫瘠的旱田和菜园间，每年的农副作物收成不多，全用于帮补我和姑母，大伯这三个城镇家庭食粮不足，其他物质因为当时国内的经济环境和地理交通等关系更是稀少，生活极其简单，除了两餐简单的饭菜，我们没设早餐，也没有其他副食品。祖母每年夏季到来，她会在自留旱地里种下一片红番薯，到了冬天收成时，祖母会将番薯煲熟去皮晒干。深冬，我和弟妹及堂姐妹们就有了祖母自制的番薯干做副食，渡过寒冷的冬天。由于父母工资少薄，我们没有太多的钱来买鱼和肉，餐桌上每天食用的咸菜也是由祖母自制。每年春天，她会将地里种获的萝卜和介菜用盐腌起来风干，存放在几个瓦罐里，这几瓦罐的咸菜，就是我们婆孙几人、父母伯父及姑母等三家人一年的佐菜了，只有过年过节，父母休息回家或家里来了贵客，我们餐桌上才有一点肉或鱼，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70代后期年才有了改善。我也深刻体会到，因为有父母和祖母的努力，我们拥有与安平村其他孩子相比更幸福和温暖的生活，我珍视和感激他们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切；包括美好和苦难、忧伤。
一年春天，远在香港，从事服装业多年的姑婆第一次回安平村探亲，记得她用粉白温暖的手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的手，眼里溢满了泪光，慈祥地说：孩子们又瘦又黄，不够营养呢！在她探亲的几天里，姑婆给我们讲了她所见所闻香港人的努力和奋斗史，还有香港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科学发展等等许多励志的故事。临走的前一晚，姑婆把口袋里的零钱都留了下来，对我祖母说：孩子父母都不在身边，你给孩子们买点肉吃吧，将来尽量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读书环境。从小就离开家乡到广州读书，后来移居香港投资服装业，完成从小规模生产到企业化管理多元化投资的姑婆得益于她从小所受的良好教育，她非常清楚教育环境的重要性。姑婆离开后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收到了她从深圳寄来的两个大包裹；记得爸爸妈妈从镇上回家休息的一个晚上，他们用各自的自行车吃力地把那两个大包裹驭回家来。在昏弱的灯光下，由祖母主持，一刀刀地拆开了用麻线缝起来的粗布包裹，里面是一大堆红红绿绿，款式靓丽的衣服和鞋袜，家里每人都有，而且分春夏秋冬，每季节各人三套，还有两个大铁盒，上面标印着嘉顿字样的饼干和两唛红灯花生油，那时我们全村都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来源，(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也是二年后亲戚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太新鲜了，我们立刻欢呼起来。
在那个还是使布票，油票限购的年代，这些东西的到来，解决了我们生活的很多困难。当同学们还穿补丁衣裤，我们却穿起来颜色鲜艳，款色时髦的服装，走在同学中间，迎来很多羡慕的目光。至于那两盒子饼干，则统一由祖母安排，那些金黄细薄，香脆可口的饼干，便是我们童年最美味的早餐和副食了。每天早上上学前，祖母会将铁盒的盖子掀开，拿出几块金黄色细薄的上面沾满华盐的饼干放在我们三只伸出去的小手里，一杯清开水和几块饼干就是我们的早餐了。姑婆这种援助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快读中学，她年纪大了，往返深圳邮寄搬运困难才通过邮政改寄现金。那时已经到了八十代了，圩镇开始出现了个体卖服装的档摊，交易市场明显活跃起来，肉类市场丰盛了，持肉票和米票不是唯一的购买资格了。我家的生活大有改善，餐桌上开始以鱼为主菜了，在姑婆的要求和全资援助下，父亲开始在安平村筹建一幢二层高的房子，他要协助姑婆完成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拆掉两间青砖瓦房的重建计划，这两间青砖瓦屋的建造花掉了当年曾祖父在旧金山开洗衣馆多年积蓄，它凝聚一个男人离乡别井大半辈子血汗和辛酸，姑婆要建一幢比原来更漂亮的房子，以慰祖父当年房子被拆，一气病倒含恨而终的灵魂。一年后，一幢二层高的楼房终于完成了。它是安平七十年代后期最为新形的建筑，一改过去以红砖和青砖砌墙外露描线装修的建筑特点，改用米石混水泥批塑装修外墙，很长一段时期，安平村乃至附近村庄后来建房外墙装修也跟风而起，很多将要建房的村民前来我家参观坊作。
村里出圩镇的小路，经一位有威望的老华侨负责号照各村华侨集资，由大队书记出面协调各生产队划出农田旱地，扩建成一条两米多宽的石铺马路。祖母年纪大了，就算石路铺成出行交通方便，她也很少出圩镇，旱田没有再种作物了。
为了一家能相聚，我们姐弟妹三人离开了祖母跟父母一起到了镇上生活和读书。尽管如此，这个安平小山村给我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是有别于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土地的气味、树木的枯荣、人性恶善都成为了后来我人生任何阶段对生命的态度。
在这里，我看到和体验到贫困和饥饿，善良和险恶以及它后来因改革带来的变化，也是当时中国南方许多农村的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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