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些拐卖儿童案会陷入僵局，真相被掩藏，充满悬念。警察有时会被困在迷宫中，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现在，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四川、广东等地，先后有8名被拐多年的儿童被重新找到。最新的案例是一起发生在深圳罗湖的绑架儿童案：19年前，孩子被绑架后消失，那时他只有3岁。19年后，他被人工智能找到时，已经是深圳一家餐厅的厨师。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站在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上：一种犯罪类型正在被技术逐步瓦解。
这是一个技术向善的故事。
撰文丨姚胤米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1
人工智能破案的事不是在未来发生的，这件事就发生在昨天。年1月25日，一个星期五，四川省公安厅8层的DNA实验室里，近份DNA样本被录进检验系统中。下午两点多，所有信息都收录完毕，接下来是等待结果。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在办公室里坐不住，她叫上搭档胡丽，两人一块上楼，直接坐在DNA检验系统旁。
机器运转得很慢。那个DNA库“比较老”，蒋晓玲的手一直放在仪器旁边的电脑鼠标上，“一会儿刷新一下，一会儿刷新一下”。她很急，想要马上知道结果。
过去的几年，四川打拐的警察们都在跟一个案子缠斗。最初，只是年4月一个四川遂宁的儿童被拐，经过了2个多月的侦查，同年发生在巴中、南充的两个拐卖案被串并到一起。四川省公安厅调度几个市辖的警察成立专案组，称为“案”。这些案子手法一致、嫌疑人体貌特征接近。
线索都指向了王×文。
他走路有点拖，“但也不是瘸”。7月31日，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老家，王×文被抓了，这次行动有三个男孩被解救。经过进一步审讯，一个惊人的进展出现了：从年起，发生在四川多市县总共13起儿童拐卖案，都跟王×文有关。很快，这个系列拐卖案被公安部列为部督案件，但这只是个开始。
干了多年警察，蒋晓玲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案子。这些案子的线索就像一根断线的风筝，会在某个环节突然断掉。警察们用尽一切办法，不放过任何机会，但所有的努力都卡在一个关节处，成为积案。
王×文就是这样一个关节——他不断翻供，拒绝提供中间人的信息。越来越清楚，指望从他这里打开局面并不现实。
青少年是儿童成长最迅速的时期，孩子的脸一年一个样子。时间每多一天，找到的概率就少了一些。最长的一起拐卖案，有的警察跟了十年，沮丧感一度笼罩着他们。DNA比对已经进行过一次，无功而返。那一次，警察们完全依赖人的经验，从一个人口数据库中，筛出一批儿童，但没有一个中的。——即使是最亲密的父母，对于失踪了多年的孩子，肉眼和记忆也并不可靠。
直到人工智能出现了。
人脸比对模拟图
优图实验室
年11月，上海漕河泾开发区软件园里，腾讯的优图实验室，一台拥有4块GPU的组装电脑开始高速运转。显示屏的编程软件终端界面上，一串串超级长的字符自动生成，动态移动，像一道向上流动的瀑布。
这些字符，代表着一个庞大数据库中，与十位在十年前被拐儿童的相似程度。两个小时后，研究员晓程的电脑上生成了10个文件夹压缩包。核实无误后，文件夹压缩包最终被转交到蒋晓玲的手上。
每个文件夹里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被拐儿童，看着有年头了。像素很低，很模糊，是个只有两三岁的小男孩。
剩下的张照片，是个13岁左右的儿童，他们以满分分制降序排列。一张照片下写着分数：98.3。这意味着照片里的人与被拐儿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个人。
提交给四川警方的说明文档中，腾讯团队的汤海鹏做了解释：75分是万分之一阈值，80分是十万分之一阈值，85分是百万分之一阈值。以75分为例，如果两个人脸比对分数超过75，则这两个人脸是“万里挑一的像”。
这是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的第一次应用。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帮警方解决一个多年的难题，没有人知道答案。在四川省公安厅，参与打拐的警察们都充满期待。有人很乐观，猜测可能会比对上几个，一个干了多年警察的老刑侦比较保守，猜两个。
多年以来，这个案子成了他们最大的心结。蒋晓玲说，要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可能现在又换另外一条路走，反正一直得往前走，走下去，不能停止，一直得走。”
那天，他们一直在DNA实验室里等了八个小时，晚上十点多，仍然没有结果出来，他们只好先回家。下个周一，一到公安厅，蒋晓玲就直奔八楼。她还是不停地刷，没有，然后再刷，上午九点多，“一刷新，刷，出来了四个人。”
盯了一会儿这个数字，她赶紧回过神来。“一下子从八楼跑到六楼”，她找到胡丽，语气特别兴奋和激动地说：“比上了四个！”
案子拖了快10年了。两个女警察在公安厅六楼的走廊里情不自禁地“跳圈圈”，一直在转。“搞得整层楼别的科室的人都跑出来看，说打拐处的怎么回事。”回忆起这个细节时，蒋晓玲抑制不住情绪，眼泪要掉下来。
2
王×文是一个记忆力极其出色的人。在描述拐卖现场时，他能记住几乎所有的细节。年6月12日，他在武胜县一个农贸市场拐走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市场里，有人卖蛋糕，有人卖蔬菜，还有人在下棋。旁边还有一个水渠，从房子上面经过。我就去看。”——那条水渠是真实存在的，在市场一个入口的不远处，孩子的父亲桂宏正把它描述成“天桥”。但一旦谈起孩子的下落，王×文要么翻供，要么就“不记得了”。
“确实太狡猾了。”几乎每一个我碰到的专案组警察都这样评价。“他有时候就说，哎，又换新手了，我不知道啊，我之前说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王×文知道，一旦这些孩子被找到，他可能面临《刑法》中规定的最严厉的死刑。
王×文是四川省达州渠县人。年，他到广东探望远嫁的妹妹，白天没事的时候去公园转。——那个公园人流量大，构成也很复杂，“什么三教九流的都有”，算命的、搞六合彩的、包小姐的。王×文字写得不错，在公园里和人混熟了，就有人找他帮忙代写文书。
他嘴上不说话，但默默记下了文书中各种各样地下交易的细节，其中就包括“转让小孩”的协议，他从里面看到了机会。
年，王×文在湖南第一次作案。那个小孩看起来很老实，在长途客车上睡得很安静。可醒来后，开始哇哇大哭。“他不是我爸爸，我不认识他。”有人立即报警，王×文以拐卖未遂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蹲监狱的三年，他不服气，“一直在琢磨，在总结这个经验。”专案组的警察说。直到北京奥运会前夕，他刑满释放，出来后又开始重操旧业。
年6月12日，他来到武胜县，先是在那住了几天，最终，决定在混乱的农贸市场下手。——办法是蹲下来，跟孩子们一块玩。大一点的男孩子跑出市场，最小的孩子跟在后面追，“由于他太小，跑不赢那些娃儿。”王×文就一把抱起来，说：“走，我们去追他们。”跑出路口，他们上了一辆摩的，又换出租车。
先是一个，然后又一个。他表现得很有心机，不会打孩子，孩子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那些玩具，飞机啊、汽车啊。那些吃的，零食啊，随便买。孩子抱着玩具，好高兴，这么多吃的，这么多玩的。玩累了，孩子就睡着了，然后就被他带走了。
几年间，王×文从四川省南充市、广安市、遂宁市等地的县城或农村拐走10余名两三岁男童，都被卖到广东，一个孩子要价“五万多”。凑够了几十万后，他适时收手，带着这笔钱到青海跟人做起了建材生意。
不到三年，他的钱赔光了，卖小孩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他可能觉得风险比较小，感觉好像我们抓不住他。”蒋晓玲说。但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了。
年4月15日，我在南充市看守所见到了被关押将近5年的王×文。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几乎全白了，看起来也颇有老态。
回答问话时，他通常要思考一两秒，声音极小。对于之前十起拐卖儿童案，他全部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作案。他抱着一点侥幸：只要找不到这些孩子，警察就无法定案。
即使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刑事侦查手段，但面对这样的拐卖案，也没有立刻奏效的办法。——错过找回失踪儿童的黄金时间，就只能从市县一级适龄人口中进行搜索，这意味着至少数十万级别的检索规模。如果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至省一级，检索规模将急剧扩大到千万以上，堪称“大海捞针”。
数名被拐儿童照片资料供亲属指认
负责打拐的警察们付出了大量努力，他们的名字很难被一一记下。比如，四川省很多老刑侦都记挂着这个案子。其中一个老警察，年被公安部评为百佳刑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参与案件，工作做得很细。
公安厅刑侦局局长王宏伟回忆，他到省厅工作，接起这个案件，“当时还没有打拐处的时候，这一块工作就抓得很紧。”
“案”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们猜谜语，你首先要揭晓谜底，这个我们有一个艰苦复杂的侦破过程。”王宏伟说。但越到后面，案子变得越棘手。因为王×文拒不供述这些被拐儿童的下落，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也没有结果，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对于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来说，十年里，他们只是在尝试各种徒劳的办法。桂宏正听说深圳有个父亲“通过不断地在电脑上发发发”，找回了孩子。他就也买了一台电脑，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里发帖。他加了三十几个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