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其人
1.承家学少负不羁之才，习坟典初奠鸿儒之基
古老的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培育了众多璀璨巨星般的杰出人物。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属左冯翊夏阳）。龙门山横跨黄河，奔腾的河水咆哮着将龙门山一分为二，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气势磅礴。龙门地理奇特，大禹疏通黄河，开凿龙门山，使其闻名遐迩。河水粼粼，鲤鱼腾跃，风光壮阔而神奇，陶冶了幼年司马迁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家世有着传统悠久的辉煌：先祖或为文臣典周史，或为武将立功名。据司马迁的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此系传说），传至周朝，先祖程伯休甫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其官职，司马家族自此之后“世掌周史”。直至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迁徙晋国，又移居于秦。公元前21年定居于龙门，为当地望族。其后三百年，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成为秦国的名将，因功官为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佐将，与白起共同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始皇的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曾任汉市长（集市之长）。祖父司马喜官为五大夫。家学渊源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品格、志向的形成，使他自幼便萌发了发扬先祖传统、光大家族荣耀的抱负。而对司马迁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精心培养和所寄予的厚望，直接导致司马迁最终撰写出不朽的史学、文学巨著———《史记》。司马迁祠和墓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前）。他曾学天官（天文历法学）于唐都，受《易》（阴阳吉凶变化）于杨何，习道论（学术史）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前期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文历法学和《易》学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而道论则是哲学观与学术史的结合。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淹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渊博的学者。在武帝初年，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综合表达各种政治学术派别。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术史，它的贡献及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司马谈评骘诸家学术，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实现他的夙愿有直接关系，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少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年第1期）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论六家要旨》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图。这种意图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史记》所体现的思想尽管与《论六家要旨》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是可以说《论六家要旨》是《史记》基本的理论指导思想。司马谈禀承祖业，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他以修史为任为荣，效《春秋》而作《史记》，修撰一部淹贯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司马谈深知实现这项宏基伟业非一辈人所能完成，所以，从司马迁诞生于龙门，便开始对他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教育，期望自己的夙愿在司马迁的手中实现。他对司马迁进行的教育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司马迁讲述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灌输继承祖业的信念，强调史学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竭力培养司马迁对治史的爱好。司马谈的谆谆教诲和司马迁长期的耳濡目染，司马谈的理想已在司马迁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修史立言的理想信念成为了司马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二是在学识上的培养教育。司马谈深知修成一部与孔子《春秋》相媲美的巨著，撰著者不但要有超凡的品德，而且还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不是期望司马迁成为普通的史官，而是期望他成为继孔子以来最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为此，司马谈为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之司马迁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小篆统一战国文字，使先秦文献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司马迁诞生之时，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已难能得见，更不用说诵读了。而熟读这些文献却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能在十岁“诵古文”，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超人的天资，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谈对他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虽然“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但由于“司马氏世掌天官”，当然收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其他人无法具有的条件。在十岁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迁阅读了《诗》、《书》、《易》、《礼》等几乎所有的古代典籍，又从司马谈系统学习了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为成长为一名学贯古今的史学、思想、文学界巨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2.展视野青年壮游，遵遗嘱入仕太史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二十岁的司马迁，经过家学的熏陶，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文献典籍，成长为“胸有经史万卷”的青年学者。他已不满足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于是在司马谈的支持与安排下，将视野投向社会，走出京城，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壮游。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佚闻的同时，领略祖国壮丽河山，陶冶自己的情操。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广泛搜集了丰富的民间口传史料，着意搜求了古今人物遗事：如魏公子礼贤侯赢的故事，苏秦、张仪等说士发迹的故事，陈涉傭耕垄上的故事，刘邦家居时喜酒好色的故事，韩信受胯下之辱及其葬母高敞地的故事，樊哙屠狗、萧何为刀笔吏、张良亡居下邳、周勃织薄曲、夏侯婴为车夫、陈平宰社肉等故事，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亲身体察了各地的民俗风情。此次壮游，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内容，取得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秦汉初年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补充材料，使他对全国山川地理了如胸中，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顾炎武《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日后，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调查所获资料，将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相印证，补其缺，纠其错，使《史记》具有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次壮游，使司马迁有机会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一幕幕人间的悲剧，震撼了他的心灵，唤起了对遭受苦难的百姓、对志向难酬的仁人志士的同情，也引起了他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憎恶。凡此种种认识和感情，他在日后撰写《史记》中都付诸笔端，使《史记》这部巨著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对形成他那豪放、激昂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浑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使他亲切地感受了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坚定了他述史的志向；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使他领略到山川的豪气，锤炼了他坚韧不屈的意志；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养就了他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激励着他为追求信念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壮游陶冶了他的情操，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胸怀，使他的品德愈益崇高，使他的性格愈益豪放，使他的文采愈益飞扬，正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之一。司马迁壮游回到京城后，大抵在西汉元狩、元鼎年间，依赖家族的声望，入仕为郎中（《报任安书》云：“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在汉朝的职官中，郎中是郎官的最低一级，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的侍从。官职虽低，但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也是荣耀之职。司马迁凭借他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常为侍从随武帝巡行郡县、参与祭祀、东巡封禅，这对他日后撰著《史记》有很大的帮助。司马迁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对这次奉使出征极为重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他的一生游历中，此次西征、南略与二十岁时的壮游交相辉映。只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已不是司马迁的个人行为，而是肩负着朝廷的使命，以武帝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监军“西征”、“南略”，故而这次出游的性质是以军政为主。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司马迁充分利用这个踏察民情、丰富见闻、增长学识的机会。这次奉使出征由汲县新中乡（今河南新乡县西）出发，前往巴、蜀以南广大西南夷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南部、西部广大地区，最远之地达邛、笮、昆明，即今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之久。奉使西征及较长时间的考察与生活体验，引发了司马迁创作民族史传的激情。这次奉命出使，是司马迁最难忘经历之一。历天下名山大川，探寻历史遗迹遗址，搜访逸闻遗事，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除了二十岁的壮游和奉使出征两次系统的游历外，他还多次扈从武帝出巡。司马迁从元狩、元鼎年间入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扈从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侍奉武帝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汉武帝有经天纬地之才，深受当时的司马迁的钦敬崇拜。同时，汉武帝又多欲喜动，喜欢出巡游历，走遍大江南北。司马迁身为郎官，多次扈从出游，从巡时了解各地民情，考察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东到大海，封禅泰山，后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现实生活场景。武帝所巡行的地域，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夏、商、周、秦历代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各本纪、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司马迁非常满意这种扈从生活，尽心竭力侍奉武帝，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说明此时的司马迁怀有热烈的尽忠思想。就在司马迁“务壹心营职”之时，元封元年（前），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不幸途中身患重病，不得不“留滞周南”。恰好司马迁刚刚奉使归来，在洛阳附近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行将去世的父亲，司马迁恳切地低下头来，含泪向父亲庄严发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这篇感人肺腑的遗嘱，是向司马迁传授治史的任务和主体思想，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我们从司马谈的遗嘱中可以知道，司马谈临终念念不忘的是《史记》的撰著，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要求司马迁接续下去。由司马迁的回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共同创作，是父子两代人毕生的心血结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对以后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他完成《史记》撰著的根本动力。司马迁守丧三年后，遵循父亲的临终遗愿，在元封三年（前）继任为太史令。3.遭腐刑忍辱著书，酬壮志成旷世盛典自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政务之暇，在认真整理司马谈为创作《史记》所编写的遗稿的基础上，开始了《史记》的撰著。前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随着司马迁在政治上的成熟，对朝廷推行的政策有了更深刻和更理性的认识。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在他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均有建树。同时，由于他好大喜功的作为，使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帝国的根基。司马迁从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考虑，在治国大政上与汉武帝产生了分歧。天汉三年（前98），因这种分歧而形成的矛盾终于暴发。矛盾暴发的导火索是司马迁为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被系入狱，身受腐刑。司马迁像，见《古圣贤像传略》，清道光十年刊本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与李陵奉旨各自率军出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的三万大军损兵折将，残败而归；匈奴单于亲自率领八万重兵将李陵所率五千汉兵包围。汉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李陵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下引同）司马迁“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恰逢武帝召问，便对汉武帝坦陈了他的看法：“……（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意见未置可否。不料一年后，司马迁的“拳拳之忠”竟被武帝认为是“沮贰师”（李广利受封为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犯了“诬上”大罪，“遂下于理”。按汉律，“诬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死罪。然而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用腐刑代替死罪。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只有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接受腐刑，将成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刑余之人”；可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严酷抉择之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要忍辱而活，因为《史记》“草创未成，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在荣与辱、生与死的痛苦抉择中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天汉三年（前98）十二月，司马迁受腐刑，天汉四年二三月间出狱。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但是，身受腐刑，是司马迁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与折磨，以至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而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有所不尽”的“私心”、“鄙陋没世”而“不表于后”的“文采”，就是父亲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史记》。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这种在逆境中奋起、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崇高精神境界，是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这样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人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召，也是司马迁忍辱撰著《史记》的动力之一。他继承父志，效法往代先哲，把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前90）左右始创了一部旷世盛典——《太史公书》，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这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已经并将永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杰出的贡献。其后不久，司马迁离开了人世，一代文化巨星陨落了。《史记》其书——宗旨
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人物，孕育出不朽著作。司马迁和《史记》正是汉代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史记》能成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使汉王朝的政权得以巩固。汉武帝继承并发扬文、景的业绩，将汉王朝推向了强盛统一的巅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广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司马迁怀着欣喜的心情称颂了汉初的繁盛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繁盛的社会景象，使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对历史发展进程做以集中概括，展现时代的精神和特点。
这种时代精神的展现肇始于司马谈，完成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对此作了鲜明的揭示，它是司马谈萌生创作一部反映这样时代巨著的主要原动力。司马谈在对司马迁的遗训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记》的创作宗旨：“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谈已为《史记》的撰写宗旨确定了基调，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记载时势主宰者事迹，依其“王迹所兴”，着重是以记述传说中的五帝及夏、殷、周、秦、汉各代天子的大事来维系；世家中“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拱辰共毂”的立意，正是强调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思想体现；司马迁所记关系“天下所以存亡”及“扶义倜傥”中的许多人物事迹，正是以维系王朝兴衰、维护天子权威为重要内容来安排的。所有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司马迁维护、珍重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正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司马迁在忠实遵循了父亲所制订的撰述宗旨基础上，将这个宗旨进一步升华，使之更为深远更为具体。不可否认，司马谈对家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希望从更深层面上探悉社会历史演进及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的强烈欲念，是他撰著一部与《春秋》相媲美的史著的最初动机。然而，促使这种动机强烈迸发的原动力，是司马谈亲身经历的汉初以来最为兴盛安定的社会状况，是那些他所见所闻、令他钦敬赞叹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由此使他更为急迫地感到应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而司马迁与其父的区别，是他看到了从汉武帝后期开始显示出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所看到的多欲之主，酷法之治，兴利之臣，谄媚之辈及自身所遭到的摧残。所以，他对《史记》的创作宗旨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它与司马谈提出的创作宗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贯穿于《史记》通篇。“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史记》最根本的创作宗旨。司马迁尽其所能，搜集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目的在于通过自古以来的重大社会史事，主要是历代帝王的交替现象，考察“王迹所兴”的轨迹，从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帝王事迹考察评论，目的在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历史治与乱的经验教训。综观《史记》全书，我们可以知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指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就是要考查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然而，司马迁在考查成败兴坏之“理”的过程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结果令他困惑不解，他要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也是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即“究天人之际”。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寻“成败兴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理解的现象。“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出现人们所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人们对产生这种偶然事件而导致的结果感到困惑，司马迁也同样感到不解。因而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就是产生不可预料结果的原因所在。有的学者把“究天人之际”理解为是司马迁在探讨人与神的关系，把“天”解释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命、天意，这是不恰当的。固然，盛行于汉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司马迁是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在对某些具体人物或具体事件的解释、评论中，表现出一定的天命论倾向。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史记》的大量篇章中，也表现出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反天命论的倾向。关键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天”是什么性质的“天”。《史记》中关于“天”的含义有三种，即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形势之天。应该说司马迁所欲“究天人之际”的“天”，既不指自然之天，也不是指命运之天，而是指形势之天。主张司马迁有天命论倾向的学者，大多援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命运之天”的议论为例证。可是他们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司马迁对所谓“天道”所作的质疑和指责，而不是在探究它的原因。因此，“究天人之际”的“天”只能是“形势之天”。作为《史记》创作的宗旨之一，它是力图探究历史进程所出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揭示“形势之天”对历史进程、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而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观、贯通“古今之变”，是《史记》“究天人之际”创作宗旨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它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逆转的事件、某些人物的反常命运找出了答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逆转的事件、那些遭遇反常命运的人物，时常发出“岂非天哉！”、“岂夫命也哉！”、“岂可谓天乎！”等慨叹，似乎是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但他在“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的指导下，则揭示了这种逆转和反常现象虽似偶然，却是蕴涵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通古今之变”旨在提出用“通观”的思维去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用贯通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变”。司马迁提出了贯彻“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原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对此，司马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史记·礼书》）“略协”就是综核、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司马迁综核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旨在说明历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广阔性。解释历史应该着眼于历史长河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拘于一时、一事、一地的评论分析，是不能体察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认为对待历史发展，不仅要体察古今变化，而且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兴盛阶段，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观察出导致事物衰败的迹象。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整个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要洞悉它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考察它的不同阶段。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司马迁贯通的历史观点，充分体现在《史记》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对古今的详略层次、发展变化划分段落，详变略渐，把握“变”的规律；也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本着上述宗旨创作《史记》，最终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创作宗旨的归结点。“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目的就是要独立成家，自立为言，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司马迁“一家之言”之“家”的归属，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体思想，学术界见解不一：有的认为他尊崇道家，有的说他尊崇儒家，有的折衷，认为他既尊道家也重儒家，也有人认为他是杂家。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思想，可以明确地说，司马迁不属于先秦六家中任何一家，也不是杂家，是先秦时代所根本没有的一家。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司马迁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史家，但他并不同于后世所说的史家，也就是说，他是不同于任何史家的史家。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探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关系，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变化的规律。这两种观点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也就是他创作《史记》的宗旨。这正是司马迁和其他史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和通史巨著，不是用“史家”之作所能范围的。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商周时代，王室就有了史官。当然，如果没有《尚书》、《左传》、《国语》、《春秋》、《战国策》等史籍，《史记》不可能凭空创作出来。但是追溯历史，先秦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历史家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所以史学在司马迁以前尚处在童年时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他的体大思精的创作——《史记》全书体现出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它的内容是一部治世的百科全书。同时《史记》又以它雄健峻洁、委婉含蓄的文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所以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仅属于他本人的、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探寻社会成败兴坏的规律。《史记》其书——体例
司马迁开创了宏伟而博大精深的五体结构体史例，从而孕育了纪传体史书的诞生。自班固以下，历代效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史记》成为饮誉世界的名著，体例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体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方式和方法，是反映作者世界观、主导思想，特别是所要包含的内容的载体，即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表现形式。《史记》的体例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所记时代的社会结构、结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观点，清楚客观地表现所记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正确认识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对历史影响的性质与作用。因此，它既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认识水平的一个侧面的如实反映，同时也是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上的生动体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史记》开创的五体史例的重要意义。
《史记》体例由五体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名《史记》。1.本纪“本纪”之意是法则、纲要。采用编年、记正朔的形式，以王朝为体系，记载天子、国君及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是认识历史的纲纪。司马迁考察王迹兴衰的历史，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十二本纪，将汉以前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纪写上古史，合称五帝三王。其中《五帝本纪》叙述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的史事，大体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历史线索。《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分别叙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关于三代史实惟一较系统较完备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形成、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脉络。中心是表现儒家宣扬的“德治”政治的兴衰，突出记载了尧、舜的禅让，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三篇本纪写近古史，中心表现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叙秦先世业绩，以及秦始皇并兼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和二世而亡的有秦一代的史事。《项羽本纪》，叙秦末及楚汉之际的史事，主要记楚败汉兴。《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集中叙述了汉兴百年间的史事，是《史记》的当代史部分。中心表现汉家得人心归附而兴起；刘邦战胜了暴虐的项羽而有天下；吕太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进而得出结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汉家以力取天下，承袭秦制而无为，带着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结合的政治。汉武帝外儒内法，以多欲取代无为，时势又为之一变。汉兴，隆在建元（前—前），由于过度使用民力，在汉武帝鼎盛之时已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以从十二本纪的王迹兴衰变迁中总结出规律来，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着事势的发展。在司马迁笔下展示出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项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本纪的勾画，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2.表《史记》十表，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以表列三代以来的世系与年代，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十表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类。十表编年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势，亦为全书纲纪。两体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年表编年进一步以时代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揭示天下大势更为明晰。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前47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迄刘邦称帝，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天下三擅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共八年。汉世诸表为今世史表，一个时期：汉兴以来六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能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还以多种结构的形式表现笔法义例。十表的内部结构分为四种：《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为经，以诸侯世系为纬；《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年月时为经，以国为纬，表现自西周以来诸侯分封以及兴衰发展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是分类表现百年汉史一个时期的历史，故以国经而年纬，以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年经而人纬，观君臣之职分。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于表中。由于十表结构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3.书“书”是以事类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八书之中，《礼书》、《乐书》、《兵书》亡缺，后人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依司马贞说）。今本八书中《礼书》、《乐书》、《律书》正文前均有序，研究者认为为司马迁原文，或为司马迁草创未就，后人有所改窜、增补，尚无定论。司马迁认为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是经国大政，因此，八书的内容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典章制度。其中《礼书》、《乐书》，记述礼乐制度，多发议论，阐述了礼乐是维系社会统治的一项根本原则，目的是明确封建等级制度。《律书》，主要记述五音六律，阐述了律、吕之间的关系，认为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在典章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认为律、吕的平衡与否，关系到是否会发生战争。所以，在此书中系统地陈述了自黄帝至近世军事家的事迹并总结其思想、经验，以说明战争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历书》（只存原序），记述黄帝以来夏、商、周至汉代制定历法的思想、制度及其有关的历法发展情况，论述自古以来制定历法都是以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作标准，以观察四时物候为验证，体现了司马迁遵从客观实际的进步思想。《天官书》，记天文星象，它在两千多年以前精确地记载了几百个星体、星座及其出没的时间和季节运行的规律，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记星象的《甘石星经》具有同等不朽的价值。但从文化思想的发展方面看，《天官书》最重要的价值，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封禅书》的前一部分，记述秦以前的封禅大事，也记山川形势；后一部分主要叙述汉武帝封禅事，体现了与皇权神化的思想密切结合，表现了人对天地观念的利用及人自身的追求。司马迁虽然在一定程度对封禅持肯定态度，但对汉武帝实行封禅是取批判态度的。《封禅书》将汉武帝物欲不尽，梦想长生不老、升空登仙的种种意念、思虑和盘托出，就是对他的抨击和否定。《河渠书》记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与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诸如禹疏九川入海、开鸿沟通济汝淮泗、蜀守李冰凿建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秦修郑国渠等，也记述了汉代治理黄河等大型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统一规划与管理修治全国的灌溉系统是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古代国家治水的更加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漕运，为中央政权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所以，《河渠书》在政治思想上，充分体现出肯定了“官民”利益的一致性。《平准书》，主要记叙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展现了汉初百年间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突出表现了“官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平准书》首先记汉初的休养生息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后述汉武帝时代封建国家经济的繁荣，进而转向指出汉武帝所推行的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而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由此而采取的“兴利”的种种措施，不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是与民“争利”，结果是一切社会弊病均由此生。司马迁将《平准书》列为八书之一，把经济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大体”之中，反映了司马迁思想观念的进步性。4.世家“世家”是《史记》五体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和纪传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贵、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俊杰的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和事迹。虽然世家所记人物复杂，但仍可以依其性质做出明确的归类。《史记》三十世家，可以分为六类：（1）从开篇的《吴太伯世家》第一至《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所记为春秋时代的列国诸侯吴、齐、鲁、燕、管、蔡、曹、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又加上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田齐、韩、赵、魏等，他们都是周王朝的屏藩之臣。这一类是编年纪事，形式上与本纪大体相同，只是比本纪地位略低一等。又因不是采用纪传体，在记事上不如列传详尽。（2）《孔子世家》，孔子入世家，是因为他虽是处在势衰道微时势下的一布衣，但他编修“六艺”，为维护天子的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是为汉朝制度立下了大经大法，符合司马迁所定的列入世家的条件。（3）《陈涉世家》，陈涉入世家，是因为汉朝的建立，陈涉有首难之功。（4）《外戚世家》，司马迁所说的“外戚”不同于后世所说的皇后的家族，而是专指皇家妇室。这里所记的是吕、薄、窦、王诸太后及卫皇后、王、李二夫人。司马迁认为皇太后、皇后是王室的辅佐，与王朝的兴衰关系密切。（5）《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此六家均是王室宗亲，是王朝“藩辅”，天子“股肱”。（）《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他们是汉代开国的社稷之臣，辅弼肱股。《史记》世家的人物、侯国的构成可谓林林总总，但哪些人可以入世家，司马迁有其明确的标准，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遵循这一原则而确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国：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国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国。研究者曾对《史记》世家的概念作过种种概括，朱东润概括得最为客观明确，他说：“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朱东润《史记考索》）从世家的创作原则到各世家的具体写法，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订立列入世家的原则是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创作宗旨服务的。5.列传“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邻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从形式上可分为五类：（1）专传，指专为一人立传。凡立专传的人，均是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人。（2）合传，将若干人物合为一传。这些人物，或是职业相同，事迹相关，或是前后相承，彼此相形。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在连类相及时，合传与类传相通。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可以看作是汉代的“黄老列传”。这两篇合传均可视为类传。（3）类传，或是把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以类标题，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4）附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附传并非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5）自传，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的家世源流，论著始末，备见于此；《史记》的大纲细目，记述得粲然明白，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灿然夺目；作者的悲壮之情，力透纸背，豪放之气，势薄云天。读之令人振奋，催人深思，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最高体现。读《史记》，不可以不读《自序》。读《史记》之前，不可不先读《自序》。《史记》五体，以七十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面。历史人物除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代表人物都叙入史中。时间从上古到当代，地域从中原到八荒。司马迁不仅把周边民族纳入史传，还把大宛等外国民族纳入史传，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司马迁在运用《史记》五体的过程中，在卷前或卷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后世称之为“《史记》论赞”。“太史公曰”在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把这种形式发展成为史学理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伦理世俗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意深微，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是我们了解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根据。总括五体所载内容，本纪侧重载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侧重阐发历史发展的阶段大势；书侧重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的发展、维护王朝的统一作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色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几种体裁相辅为用，相得益彰，融合为一个整体，载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史记》其书——材料来源与整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就是用事实、靠材料体现自己的观点主张。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方法，将经过整理取舍的材料融会于《史记》之中，去实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宗旨，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进程的雄伟画卷。
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凝聚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意念始，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记》取材丰富而具体，广博而典型。概括起来，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档。《太史公自序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西汉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国家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马迁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在汉初，朝廷就已对典籍文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提高了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马迁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备的优越的利用文献的条件。司马迁运用西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具体篇章常常用“予观《春秋》”、“其发明《五帝德》”、“余以《颂》”、“采于《书》、《诗》”、“余读管氏商君《开塞》、《耕战》书”、“皆道《孙子》十三篇，”、“世之传郦生书”，或以“《礼》曰……”、“《周官》曰……”等方式说明所用材料出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具体篇章中还以种种方式，或是直录书名，或是采用某书之文等，显示出引用典籍的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西汉图书宝库的丰富收藏。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一百零六种之多。（张大可《史记研究·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划分，它包括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至今，这些典籍半数已经亡佚。而且，这并不能说司马迁著《史记》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所引典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汉以后就已亡佚，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难以知晓。仅从今天可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说：“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二是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虽没有成书，但它的史料价值并不低于典籍，或者可以说更重要、更宝贵。因为它们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灭亡后，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史记·萧相国世家》）这里的“图书”，是指地图和官方文书，应该包括郡县分布及各地形势图、户籍、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军事活动进程及朝议、巡游、封禅之纪录、各种制度的文本等。我们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史记》记述礼、乐、律、历、封禅、河渠、经济货币等制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赵高、蒙恬等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运用这些材料的痕迹。汉代档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汉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体、真实的材料，它大致包括：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纪录等。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这些具体的材料，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郦滕灌列传》所记樊哙的军功，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均是据计功档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记加封功臣，更是依据了计功档案。《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史记》引用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往往用“据……”、“天子曰……”、“诏曰……”、“有司言……”、“公卿言……”、“……上书”等形式表明所引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等档案资料。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在这方面，司马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正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选择地运用到《史记》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但“总不离古文近是”，《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幸运、背时，家族的兴旺、衰落，侯国的强盛、毁亡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后，“余视其母冢，良然”，引发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所以在《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再如“吾适齐”，体验到齐国百姓的天性“阔达多匿知”，是齐太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其他如亲身调查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古今地名变迁、各地物产习俗等，无不给他以熏陶、启示，对《史记》的撰写起了重大的作用。（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当代人、当代事作《传》。这些人或作古未久，这些事或发生未远，均无书面材料可据。给他（它）们作《传》，就如同我们今天写“报告文学”，如果能参与其事，或是耳闻目睹，则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司马迁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因为《史记》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记》所记的亲闻亲见、亲身经历，他们父子皆在其中。同时，他们父子二人相继为太史令，其所经历的与作《史记》相关的人与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在制度、事迹方面，如司马迁随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亲身参加了封禅大典，并且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史记·封禅书》）了解了当时“用事于鬼神者”的“表里”，所以在《封禅书》中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讥讽了武帝醉心于封禅之事的穷奢极欲行为；他随从武帝巡视黄河的瓠子决口，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的劳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为武帝当场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动“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灼龟问卜活动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频繁举行。传至西汉，具体过程已不甚了了。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卜为手段，或是牟利致富，或是构陷他人。司马迁为了揭开笼罩在龟策占卜行为上的神秘光环，“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仅得出食龟“有益助衰养老，岂不信哉！”的结论，（《史记·龟策列传》）于是作《龟策列传》（《龟策列传》原文已佚，仅存司马迁写的《序》，《传》文是褚少孙补写的）。在人物方面，如《史记》记叙战国史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记载了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始末，就是“吾闻冯王孙曰”得来的；《刺客列传》详尽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秦始皇侍医）游，具知其事，为余（指司马谈）道之如是”；《韩长孺列传》记叙了韩长孺的种种具有长者风范的事迹，他与壶遂都是梁人，而司马迁“与壶遂定律历”，亲身感受了“壶遂之深中隐厚”的性格，由他们二人的品德，印证了“世之言梁多长者”是“不虚”的。司马迁把亲身所闻所见写进《史记》，使其内容更加准确、详尽、真切，为后世了解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可贵的资料。2.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经过父子两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马迁掌握了丰富而又博杂的资料。司马迁根据《史记》的创作宗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确定了选择运用这些资料的原则，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厥协六经异传，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创作《史记》，是要效孔子作《春秋》，总结往古，彰明汉室，垂教后世。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一尊孔子整理过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以之为圭臬，也就是他所说的“折中于夫子”。但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传至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千万数”的经传“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抵牾”，（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何为孔子真谛，需下“协”的功夫。“协”就是综合。综合解说六经的各种异传，使之归于一致。一致的标准是符合孔子的原意。《史记》中，上古史的绝大部分史料来自六经传记，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取材于《尚书》的《禹贡》和《甘誓》，另外补采了一些《世本》中的记载；《殷本纪》多据《尚书·商书》；《周本纪》多取材于《尚书·周书》，并分别补采了《诗经》、《国语》的一些记载。《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史料多来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传记部分取材于《礼记》。司马迁“协理”六经的重点在于“异传”，如果某种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记载没有异传，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说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了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悼，遭到子贡批评的事，鲁哀公在悼词中自称“余一人”，子贡对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抨击了鲁哀公的虚情假义行为和僭号言论。《公羊传》和《谷梁传》均未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全文录用了《左传》这段文字，以表明对鲁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评价。如果六经异传对同一件事记载不同，司马迁则“折中于夫子”，取一家之说，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例如《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公羊传》、《左传》在解经中都记叙了齐臣逢丑父为了让齐侯逃跑，自己冒名顶替齐侯欺骗晋军。可是，后果二传却记载得大相径庭。《公羊传》记叙为晋将郤克说逢丑父是“欺三军者”，按法当斩，“于是剒逢丑父”。《左传》则记叙为：“郤献子将戮之，（逢丑父）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采用了《左传》的说法，赞赏了逢丑父的忠君行为，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六经异传对同一事的评价相同，《史记》就同时采用各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说基本一致，《左传》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的话作解。《三传》均持这是“为天王讳也”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便无歧义：“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周本纪》和《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由以上诸例可以清楚看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折中于夫子”。（2）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关于“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区别，虽然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概念还是很清楚的。“六经异传”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对它们进行解说的《传》。除此之外均是百家杂语，既包括战国、秦汉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也包括汉以前的史书，如《世本》、《国语》、《战国策》（当时尚未有统一书名）、《秦记》、《楚汉春秋》等，还有一些诗赋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著作，诸如《禹本纪》、《山海经》、《燕丹子》等。大体上说，司马迁写战国秦汉史的素材主要来自百家杂语。“整齐百家杂语”的“整齐”，就是整理选择使之统一。自春秋起，学术下移，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私家著述层出不穷。而各家都有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体系，从他们各自的体系出发，常常产生一些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司马迁面对这种种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家杂语，就必须进行“选择整理”，使它们统一到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下。司马迁所作的“选择整理”，也有他的原则。总的原则是“考信于六艺”，就是说使之与“六艺”相印证。为贯彻“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又制定两条具体的标准：一是“总不离古文近是”；二是“择其言尤雅者”。所谓“古文”，其实并无深意，就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书，因为未经后人改窜，比较真实可信，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本”。学术界一些人根据这里的“古文”二字，便说司马迁是古文学派。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产生壁垒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术派别。所谓“言尤雅者”，一是指书的内容不荒诞，二是指言辞不轻浮。司马迁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史记》中有明显反映。如《五帝本纪》对上古帝王世系的确定，就是“整齐”掉百家杂说中“不近于古文”的说法。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诸子书有种种说法，《庄子·胠箧》、《六韬·大明》、《逸周书·史记解》、《战国策·赵策》、《山海经》、《左传·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吕氏春秋·古乐》均记有上古帝王世系。可是司马迁对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说法，因为其“不离古文近是”，同时结合《尚书·尧典》，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五帝。我们并不是说司马迁的确定是正确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系统。再如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咸不同”，就是离“古文”的记载差得太远了，所以“乖异”。他认为像谍记这一类的文献，列出黄帝以来的具体年数，是不可靠的。他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阈，不可录。”并由此肯定地说：“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孔子都没能论年次，这些谍记怎么会论得出来呢！至于百家杂语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了。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可是《山海经》却载黄帝与蚩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司马迁认为所记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记·刺客列传》论赞说：“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迁说它“太过”，就是太荒诞了。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们阅读先秦诸子的书，还会发现这些书里相当多的对上古事件、人物的记载与《史记》所载不同，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近“古文”而没有收入《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了“整齐”众多纷繁的百家杂语，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史记》研究的历史和课题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史记》，誊写两本，正本藏于家中，副本收入汉室书府。文采终于可以表于后世，他死而无憾了。汉宣帝时，《史记》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对外宣布，遂开始流传。不久就产生影响，相继有十七人续补《史记》。最有成就的是东汉的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加以扩充，独立为《汉书》，体例基本模仿《史记》，由此确定了纪传体史书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主导地位。班固在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是部信史的同时，又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史公三失”，对《史记》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逐步演化为《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班马异同研究”。
《史记》传至东汉初，部分篇卷亡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又自注说：“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指出亡佚的具体篇名，并说至“元、成之间褚先生补”其中四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所引张晏说）由此引发了对《史记》亡篇和补篇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是《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史学著作大量涌现，《史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名称也由最初名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到东汉末桓帝、灵帝时开始称《史记》，三国时则成了普遍认同的专名。《史记》的注释也呈现繁荣的局面，据《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这个时期出现的《史记》的注释书多达十五种：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义》三卷，唐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唐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唐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唐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十五家《史记》注书大多亡佚，只有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流传下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大部分被裴骃引用于《史记集解》之中），世称“《史记》三家注”。《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最初均是独自成书。据目前所知，最早将“三家注”合为一书始于南宋黄善夫刊本，而“三家注”单行本均已亡佚。现在流行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是明代毛晋据所见“北宋秘省大字本”刊刻，与《索隐》原本有所区别。“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等。就其特点来说，“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同时“三家注”又依次相注，互为补充，关系紧密，对阅读理解《史记》帮助极大。可以说，“《史记》三家注”是魏晋隋唐时期《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史记》研究的重要领域。今人通过对“三家注”的研究，对开拓《史记》研究领域、推动《史记》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作用。如钱穆作《史记地名考》、程金造作《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均是利用“三家注”展开研究的成功典范。尽管如此，目前对“三家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它将是今后《史记》研究值得重视的重大课题。这个时期，由于修史蔚为风气，史学著作大量涌现，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论著——刘知幾的《史通》也应运而生。《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史通》论述的重点内容，对正史的体例、修史的态度、技巧等进行了阐述，从理论上总结了《史记》在编纂方面的得失。尽管刘知幾的论述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但却开了研究《史记》编纂方法的先河。至宋代郑樵作《通志》，对《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促进了“《史记》编纂学”的诞生。唐代是我国文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史记》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韩愈、柳宗元等人针对六朝骈俪遗风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古文运动，而《史记》是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韩、柳等人的文章，不但在风格、文法、语言艺术上效法《史记》，在人物传记上，也得“龙门神髓”。而在此之前，从唐太宗贞观三年至二十二年，编撰完成了《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这八部史书都注重修辞和文采，都善于用纪传体的形式刻画人物。尤其是《晋书》、《南史》、《北史》，以异闻琐事入历史人物传记，最具“小说”特色。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受了《史记》的影响。以上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史传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研究势头久盛不衰。宋代的学术特点是崇尚空疏，士人有好发议论的习惯。表现在《史记》研究上，是开了评论《史记》的先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分析评论，与今人的“《史记》宏观研究”有些相似。评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但这些评论多是随己所欲，即兴而言，只是浮在表象上的就事论事。虽也不乏个别精彩之处，可是总体而论，学术价值不大。在众多评论中，有一定成绩的，当推郑樵、王应麟二人。如前所述，郑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史书的编纂学上。他在《通志》中对《史记》五体的定位及《史记》各体的评论都有新见。王应麟是宋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以擅长考据著称。他对《史记》的考证，多有创见，其成果大多收入所著《困学纪闻》之中。在宋代注重义理之学的风气下，王应麟能以考据为主，又兼通义理，故成绩斐然。宋人评论《史记》的风气，至明代有了大发展，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这与明代流行空疏的学风有关。其特点是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散论和随兴札记的形式，而以在《史记》原文上作夹批、眉批、总批的形式为主，或是收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史记》相关的正文上。后人称之为“评林本”。评论的内容十分庞杂，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或论编纂体例，或评文章风格、艺术手法，几乎无所不及。总体上看，这些评论虽有一些精当的见解，对初学者理解《史记》有一定的帮助，但大多是空洞虚浮之言，对《史记》研究并无补益。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相关的正文之上，似乎方便学者，实则大多有割裂文意之嫌，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所以，引用“评林本《史记》”的评论，一定要慎之又慎。《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是清代。清代学者将考据学方法引入《史记》研究，运用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涉及天文、地理、典制、人物、事件、文字、体例等诸多方面，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注重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卓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史记》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梁玉绳以十九年的精力撰写完成《史记志疑》，对《史记》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均作出较为精审的考证，而且多有不易之论。可以说《史记志疑》代表了清人《史记》研究的最高水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誉之为“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钱大昕《史记志疑序》）其他著名学者的专著也都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念孙《读书杂志》、洪亮吉《四史发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张照《馆本史记考证》、汪越《读史记十表》、王先谦《汉书补注》、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沈家本《史记琐言》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清代学者将《史记》研究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巅峰，为近代《史记》研究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学者的《史记》研究基本上是继承了清人的研究余绪，但研究内容更具理论性，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如崔适的《史记探源》、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余嘉锡的《太史公书亡篇考》、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而王国维把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史记》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他依据殷墟卜辞考证殷商王族世系，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叙的殷商王族世系基本是正确的，开了用新方法研究《史记》的先河；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据有限的资料，探赜索隐，对司马迁的生平活动作了概括总结，逻辑严密，论说平允，是司马迁的第一部年谱，并首次明确提出关于司马迁生卒年这一研究课题。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对王国维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载《历史研究》年第期）遂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讨论。虽然学者们或从王说，或主郭见，观点没能统一，但是，公正地说，至今也没有一家的说法能够动摇王说的根基和主导地位。王国维以他卓著的成就，给清代的《史记》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开创了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风。在这种新风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21世纪《史记》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灿烂辉煌。《史记》版本流传
《史记》自杨恽对外传布，至今已两千多年。历代传写刊刻，版本甚多，但多数亡佚。流传至今的版本，大约有六十余种，现择要略述。
1.宋代以前的抄本现存《史记》抄本都是残本，计有十七种，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六朝抄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卷末脱三百一十五字），藏于日本京都之石山寺；年罗振玉曾影印，名《古写本史记残卷》刊出，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第二类是敦煌唐抄卷子本，有三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原藏敦煌石窟，后被法人伯希和盗去，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卷照相。《夏本纪》第二，东洋文库藏第三类是唐抄本，有六件：《史记集解夏本纪》一卷，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周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秦本纪》一卷，藏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高祖本纪》一卷，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藏日本神田文库。以上六件抄本中，罗振玉于年、年分别影印了第二、第六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三、第四、第五件的原卷照相。2.《史记》最早的刻本——《集解》单刻本刘宋时裴骃撰《史记集解》，注文附《史记》正文以行，世称《史记集解》本。宋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就是《集解》本，以后历代均有刊刻，构成《史记集解》本系统。今存《集解》本有十行本、十四行本、十二行本。
北宋景祐刊本
（1）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祐二年（），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祐本”，流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另有五种覆刻本，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三十卷本、四十卷本〈两部〉、四十九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一百三十卷本）。这五部覆刻本刊刻时代不同，其中有些篇卷是别本补配，均每半页十行，故称十行本。十四行本（2）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另外，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国子监又刊刻十四行本，今存十四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汲古阁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3）十二行本。有两种刊本：一是南宋绍兴十年（1）邵武朱中奉刊本，是第一部《史记》私刻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本为世间孤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一是明毛晋刊本，世称“毛本”。《四库全书》所收《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即据此本抄录。九行本，上海图书馆藏（4）九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刻，半页九行，行十六字。今有三种存世：原刻本（存三十卷），藏上海图书馆；宋元明初递修本，分为两种，皆为一百三十卷（一为四十册，一为六十册）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史记索隐》单刻本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刻本不录《史记》全文，而是标字列注，即将注文列在相关的正文之下。《史记索隐》单刻本传世者仅有明毛晋刻于明崇祯十四年（）的汲古阁本，三十卷。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4.《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1）蔡梦弼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刻，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今有两种存世：一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九十二卷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张杅桐川郡斋本。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张杅刊于常州。此本国内仅存一部残本（六十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南宋淳熙八年（）澄江耿秉刊。今有两种存世：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存九十九卷本。中统本（4）中统本。蒙古中统二年（）平阳道段子成刊。今有四种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种；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一种；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一种（存九十二卷）。5.《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残本（1）黄善夫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建安黄善夫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今有两部存世：一为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存六十九卷本。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国内所藏六十九卷，又借用日本藏本中的六十一卷，经张元济校勘，影印出版。彭寅翁本，宫内厅书陵部藏（2）彭寅翁本。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安福彭寅翁刊。此本据黄善夫本刊刻，因所据底本个别篇卷残缺，以至多有脱落。今有七部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一为存七十七卷的残本，一为一百三十卷本（有五卷是别本补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部存十六卷的残本；日本藏有四部，宫内厅书陵部藏二部，一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百三十卷本一部，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有存七十一卷本一部。（3）明廖铠本。明正德十二年（）廖铠据黄善夫本翻刻，是明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三家注本。今存世二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震泽王延喆覆刻，苏州博物馆藏（4）明“嘉靖三刻”本。明嘉靖年间三次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嘉靖三刻”。首刻：嘉靖四年至六年（—）金台汪谅据黄善夫本刊刻，因由莆田柯维熊校正，故世又称之为柯本。次刻：嘉靖四年至六年（—）震泽王延喆覆刻黄善夫本（但有补刻页）。三刻：嘉靖十三年（）明王室朱维焯据黄善夫本刊刻。因刊刻于他的封地———西安藩府，故世又称之为秦藩本。以上三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明万历二十四年（）刊本（5）明“南北监本”。明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有三种：一为明嘉靖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元大德九年（）所刊《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为底本，合入《正义》注文而成；二是明万历三年（）南京国子监祭酒余有丁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但校勘不精，且对三家注文多有删削；三是明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恢复了被余有丁删削的三家注文。北监本一种：明万历二十六年（8）北京国子监祭酒刘应秋主持的刊刻本。此本的底本是明嘉靖九年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明南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清刻“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据明北监本刊刻，是清代官刻《二十四史》之一，故又称之为“殿本”。此本原刻已不多见，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的翻刻本、影印本。清光绪十三年（）广雅书局刻本（7）清刻“金陵书局本”。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金陵书局请张文虎主持刊刻，故又称之为“局本”。此本《史记》正文以明毛晋所刊《史记集解》本为底本，参考钱泰吉等人的校本及众多古刻本、时本，吸收《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考证异同，择善而从，是清代后期比较好的刊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8）《史记会注考证》本。4年日本泷川资言刊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用中日典籍一百二十余种，别择缀辑在正文或三家注文之下，并时作考证。年，中国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日本人水泽利忠所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与此本合为一书排印发行。（9）中华书局点校本。年中华书局出版。此本是国务院组织国内专家集中校点《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目前通行的精善之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采用新式标点，并对体式作了调整，十分方便阅读、使用。（10）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3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由赵生群主持，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进行全面梳理甄别，适度、适当修订完善，统一体例，弥补不足，还附有校勘记。阅读参考书目
1.基本阅览书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史记集解》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年影印国家图书馆藏覆刻北宋十四行本。《史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年影印（校改）南宋黄善夫本，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平成十年（）影印南宋黄善夫本。2.主要参考书[清]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岳麓书社1年《二十五史三编》本。[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年版。[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年版。[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华书局年版。[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年版。[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年版。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年版。郑鹤声《司马迁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版。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一〇，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王国维遗书》本。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8年版。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年版。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5年版。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版。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版。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7年版。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0年版。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3年版。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年版。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年版。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年版。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版。
[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本。
来源：《二十五史说略》，中华书局，5年1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