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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学会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潜心唐宋文学及禅宗文化研究，精研惠洪《石门文字禅》20余载，出版有《宋代诗学通论》《石门文字禅校注》，参与编著《苏轼全集校注》等。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实习生李心月
年夏，一套10册共万字《石门文字禅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看到自己历时近20年完成的这份成果，周裕锴感慨良多：“我不能说它凝聚20年的心血，而更愿意说它包蕴了20年的快乐。发现疑难，解决疑难，就如一次次办案侦破，其间乐趣心下自知。”
有人告诉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册数最多的一种，“若属实，也从侧面说明我的校注用了不少工夫。我要感谢高校古委会安平秋先生，当年古委会将此纳入资助项目。我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的宽容，因为这个国家一般项目屡次延期，而最终未被取消。我相信这后面一定有好人相助。”
周裕锴涉足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多年，学术经验丰富，这部校注也是他有意用阐释学眼光从事古籍校注的一次尝试。“至于是否成功，有待学界朋友检验。惠洪在《和陶渊明归去来词》有‘弓精尽于九年，履考祥于一丘’两句，大概就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忽然又想起贾岛的自白：‘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虽不至于像贾岛那么苦，却还是希望有知音欣赏，这也是人之常情。”
“
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不能落后于日本学者
”
《石门文字禅》是一本诗文集，共收古近体诗（含偈颂和词）首，各体文篇。作者惠洪是北宋一个著名的和尚。据各种僧传、书目、方志记载，惠洪一生著述有20多种，卷，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10种卷。惠洪的诗文集《石门文字禅》正是他整个撰述理念以及写作内容的集中代表，显示出僧人借鉴士大夫文学传统而交融儒释的自觉努力，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挣扎于出家忘情与世俗多情之间的诗文僧的绝佳样板。
在周裕锴研究看来，惠洪的诗文创作主要继承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文学传统，同时借鉴禅宗的思维方式及部分语言特点，文字与禅的双向交流融会，使他成为宋代禅僧文学书写的典范。惠洪的文学观念受苏轼影响很深，主张“风行水上，涣然成文”，“沛然从肺肝中流出”，写作诗文常以快意为主。佛学义学经论的博辩无碍，禅宗语录的灵活通透，则从认识论方面给他的写作以更多的助益。惠洪诗文在他生前就已被传抄。《石门文字禅》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觉慈编成。
周裕锴指出，与一般诗僧相比，惠洪诗无清瘦寒俭的“蔬笋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风格豪放，颇为当时及后世论者推崇。惠洪既致力于佛教论疏、禅门旨诀、僧史僧传、禅门笔记、语录偈颂的撰写，又流连于世俗诗文词赋的创作与诗话、诗格的探讨，甚至偶尔旁及儒书注释。论题材则包括咏史、咏物、赠别、纪行、纪事、登览、雅集、节序、读书、论诗、题画、谈禅、说理、书怀等等，尤善写世俗与方外的日常生活。论体裁则包括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甚至六言绝句。六言绝句有90首，其数量居北宋诗人第一。注释中力求以《石门文字禅》具体作品为原点，揭示出诗学上的某些理论问题。
到了明代晚期，惠洪的影响变得更大。《石门文字禅》的宋代各本皆久已亡佚，刊刻情况不详，今存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五年（）径山寺刻本，今见各种《石门文字禅》都出自这一版本系统。惠洪诗文早在南宋就传至日本，在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文集中，常能看到对其诗文的征引评论。宝永六年（）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刊刻问世，其注底本虽出自万历本，但它是中日学界迄今为止《石门文字禅》的唯一注本，承载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
年，张伯伟等人整理校点《注石门文字禅》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中国学林，为功匪浅，对于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周裕锴也指出，“廓门的注释受制于其时代、地域及知识结构的局限，多有纰缪疏漏，其对于儒释的‘古典’尚能征引，而对于北宋士林、禅林的‘今典’则多付诸阙如。而中华书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标点断句方面，尚存在不少讹误和可堪商榷之处。”
年，受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周裕锴前往日本大阪大学担任两年客座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和浅见洋二教授一道组织《石门文字禅》读书会，与几位日本学者和访问的中国学者以及日本的一些博士生一起研读。效果很好，但进度较慢，读了两年一卷还没有读完。这次读书会也激发周裕锴一个想法，既然这套书影响这么大，又有很多人不容易看懂，不如自己把这部书重新校注一遍，尽可能给读者呈献上一部更为完善、更便于阅读的新注本，使惠洪诗文集的价值更清晰地展示于世。
立下心志之后，周裕锴说做就做，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毕竟自己长期研究宋代禅宗文学，又有参加《苏轼全集校注》的经验，而且大数据时代又带来古籍检索的便利条件。同时他心里也暗自卯着一股劲儿：“作为中国学者研究《石门文字禅》这样的中国古代典籍时，至少不能落后于日本学者吧。”
《石门文字禅校注》（周裕锴）
《石门文字禅》虽是刻本，但系抄本翻刻，有不少文字上的错误，校注时除了用对校法勘证异同外，周裕锴还采用了多种方法。比如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证，定其正误高下；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对本书；理校法，根据上下文文意，综合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以及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各方面证据，校正不成辞的文句。“这些都算是将我提倡的互文性阐释付诸实施。”
虽然信心很足，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之大、费时之长，也是周裕锴一开始没想到的。他原本预想几年就完成，“实际上却像一个无底洞。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有固定的时间期限，我就多次申请延期，直到年才完成初稿。验收催得紧，我就只好先把初稿拿去评审。当时几百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一起评审，其中有20个得评优，我这个初稿就是其中一个优。”
“
这个事是良心工程
”
初稿被评优，但周裕锴不急着出版。他觉得里面还有不少问题，就不断修改，又修改了一年。稿子交给学术水平比较高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后，跟责任编辑联系上，还在不断修改。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在学术界评价都比较高，所以出版社对这个书也重视。年底，责编把清样寄来。疫情期间，哪儿也去不了，周裕锴就一直在看清样，A4纸多页，竖排，一行一行看。又改了半年多。一直到年上半年都还在改。“其实早交稿也可以，也能够对付过去，但是对不起自己良心。所以我说，这个事是良心工程。国家给我们资助，还是要出精品。这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责任感。”
过程曲折而艰苦。但是周裕锴依然觉得乐在其中。“做学问中发现个新的什么，就像破案一样快乐——人家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解决了，心里面真的很舒服，这就是学者的乐趣。而且，注解《石门文字禅》，也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跟两三个世纪以前曾经注解这本书的日本学者廓门贯彻之间有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不能输。”
能完成校注《石门文字禅》，跟周裕锴在唐宋文学研究、尤其是苏轼研究、禅宗文献、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有深厚的积累分不开。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他出版了10余部禅学研究相关专著，对新时期以来的禅学研究有一定的引路之功。如《禅宗语言》《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等著作，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
周裕锴在家中阳台
在周裕锴看来，禅学对宋代以来哲学思潮的影响，乃至士人人格修养的养成有重要意义，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当代如今。“我们常将‘儒、释、道’并提，三家相互融合，甚至某些概念你我不分。也几乎可以说，其中的佛学思想，多数指的便是禅宗思想。例如南宋陆九渊开创‘心学’，讲求‘心即理’，曾说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虽然他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但他和禅学主张的向自我的内心探索也有很明显的承继关系。”
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对禅学研究用力如此深，在周裕锴那里显得非常自然，“禅宗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颇有启发，宋代诗人在禅宗哲学的背景下产生了若干全新的诗学概念和艺术观念，例如由‘六根互通’转化为‘出位之思’，进而从‘法眼’与‘诗眼’相通的角度揭示了北宋后期诗学的重要特色。在禅学深刻影响的宋代，以禅喻诗也成为一种风气。”如果说研究宋代文学，绕不开对禅宗的研究，那么研究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周裕锴最近和几位青年教师在撰写《宋元佛教文学史》，发现诗僧在元代也很普遍，因为元代有段时间没有科举，很多读书人出家，元代诗僧文化水平比较高，留下不少别集，语录里也充满诗的语言。
对话
周裕锴
审美可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学者要辨名析理，把艺术得失言传出来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惠洪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周裕锴：惠洪是一个奇才，其著述范围之广，在两宋禅林中可称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其匹。惠洪的一生非常坎坎坷，14岁父母双亡，迫不得已出家。本来他可以去当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家里没有钱，只有出家了。惠洪爱好写诗，他跟黄庭坚有往来。虽然出家，但是他这个人性格更像苏东坡，说话没有遮拦，容易得罪人，一生一共4次进监狱，两次遭到流放。有一次是流放到海南岛。
封面新闻：流放到海南岛？那他跟苏东坡有过交集吗？
周裕锴：惠洪年轻的时候，在京城里面当和尚，当时正好苏轼也在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但是当时苏东坡地位很高，不大可能直接交往过。等到惠洪被流放海南岛的时候，苏东坡已经离开海南岛11年了。但是苏东坡当时认识的人都还在，所以他就去访问那些见过苏东坡的人。黄庭坚遭贬经过长沙的时候，惠洪专门去陪伴黄庭坚将近一个月。所以我们看他现在留下的墨宝，都有一点点黄庭坚的风格。
周裕锴在家中书房
封面新闻：禅宗作为一种思想，提倡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惠洪的文字禅却反其道而行之。
周裕锴：禅宗就是要求尽量少说话，最好不说话，要多修行。但是他反过来，他就爱说爱写。他要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都要写出来。有的时候人就说人家叫他不要写，他偏要写。他说，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就闭着眼睛在那里打坐，终日无所事事，好像自以为得道。所以他的书的名字叫文字禅。他这个文字禅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尤其是传统的保守的这些老和尚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热爱文艺的和尚就特别喜欢他。所以中国现在到南宋到明清，有不少和尚留下文集的，其实大都是受到惠洪的影响。
我是很认可惠洪这种做法的，如果完全不说，知识就没办法传递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传承，都很难通过沉默的暗示来进行，同时，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流播，也很难仅仅依靠口耳授受而传之久远。语言必须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精神传统传世。
在惠洪之后，文字禅也正式流行开来，这种观念开始风行于宋、元、明、清的禅林，甚至东传到了日本。我在《禅宗语言研究入门》里提过，有学者批评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引以自傲的禅是超语言、非逻辑的个人体验的观点，认为铃木混淆了禅和禅学的概念，作为一种功夫的禅是超语言逻辑的，但作为功夫论的禅学却不能回避语言逻辑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对待诗歌也是这样，个人体验、欣赏诗歌的时候，可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作为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辨名析理，要把一首诗的艺术得失言传出来。
封面新闻：作为文学教授，研究惠洪诗文集，主要是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那您是怎么将一个出家人的文学作品跟他的禅宗思想剥离开来呢？
周裕锴：确实没办法完全分开。惠洪提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互用。他在感觉同时也在思考。审美时，他觉得眼睛耳朵可以打通，视觉和听觉可以打通，其实就是通感。佛教禅宗还善于以大观小的宇宙视野方法来审美，儒家最多就是登高望远，登泰山而小天下，佛教对世界的观照却是用周遍含容，跳出自身的局限。这些对文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封面新闻：现在社会上关于禅宗、禅学的世俗化理解较多。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禅宗或者禅学的要旨是什么？
周裕锴：禅宗实际上是一种破除了偶像崇拜的佛教。在禅宗出现以前，佛教讲求的事实上是偶像崇拜，尤其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大量寺庙被修建，供奉佛祖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禅宗出现之后，人们将观照世界的方式从外部转向了自我内心，摒弃掉对外在的假借和追寻，转为内在探索。正因如此，禅学自诞生起就必然一定会为中国的文学烙下深刻的印痕。它就像一剂催化剂，让中国的哲学、文学思想从唐代的张扬绚丽、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探索，转向宋代以后的内敛温和、向内心悟道。坦白说，禅宗在此更接近心理学或者一种思想资源，而不是宗教。
